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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0-09-02 19:11

  随着电影《老炮儿》的热映,“老炮儿”一词迅速走红。“老炮儿”是老北京人的俚语,多贬义,指的是常在地片儿上混的老玩儿闹,把被抓进公安局、拘留所、派出所当成日常生活的一类人。

  而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街道,有一条叫“炮局”的胡同,胡同里有一个市公安局下属的治安处,专管小偷、流氓、打架……这类违反治安条例的人,于是,“炮局”就成了公安局、拘留所的代名词。如果某人被逮进了公安部门,人们就会说“XXX被炮局带走了”。因此,“老炮儿”也指的是“老进炮局的人”。而过去老北京的俗话:“你再不老实,就给你送到炮局去!”指的却是炮局监狱,因为炮局胡同里确实存在着一所监狱,这所监狱至今尚有遗存。

  说到“大炮局”。清代,北京雍和宫东侧柏林寺一带归镶黄旗管辖,乾隆年间,在寺庙东侧的“官地”内设立了一处占地面积很大的铸炮厂,俗称“炮局”。后来清廷开始进口洋炮,国产大炮没了用场,“炮局”废弃,于是这里成了收存大炮、废炮和军械的仓库,正是由于这里曾经是铸造大炮的“炮局”,所以在清代末年称为“炮局胡同”。

  说到“小炮局”,过去北京胡同的重名很多,为了有所区别,必须要在胡同的名称前加上这条胡同所属的区域或是加上一些前缀。比如,在安定门内大街路西还有一条叫“炮局”的胡同,为了区别于相隔不远,位于柏林寺东边的那条“炮局胡同”,它只能就叫“小炮局胡同”了,因为它的确不长,住户也相对较少,而且现在这条胡同早已没了踪影。

  再比如,过去位于西直门内老城墙西北角也有一处叫“炮局”的小地方。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曾经开办过粥厂,定期施粥,救济灾民。

  再说“花炮局”。过去北京人管制作烟花爆竹的厂商叫“花炮局”或“花炮作”。北京的花炮局大多集中在外城,以作坊式的前店后场居多。当时在京城比较著名的有顺成号花炮作、永庆号花炮局、德聚号花炮局、九隆斋花炮局以及五和成花炮局等。那时候,这些花炮局毕竟在城内,属于危险行业,所以公安部门对他们控制得很严,每年一到制作花炮的档口,他们都必须向公安部门申请限量购置制作花炮所需的原料——硝磺。

  今天人们所指的炮局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东北部,属于北新桥街道办事处管辖。胡同呈东西走向,西端南折,东起东直门北小街,西至柏林胡同,南与后永康北巷、后永康一巷、后永康二巷相通,北与炮局头条相通,

  清代末年,位于炮局胡同的炮厂旧址改建成关押犯人的监狱,民国时期乃至解放后还一直沿用。民国时期,这里被称为“北平陆军监狱”。1934年11月,特务勾结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将爱国将领吉鸿昌、任应岐引渡到北平陆军监狱监禁,直至在这里牺牲。

  1927年,年轻时曾加入靖国军的任应岐,接受蒋介石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中原大战失败后,任应岐结识了中共平津地区地下党领导人刘仁,拥护的救国主张。1930年冬,任应岐寓居天津,结识了吉鸿昌并成为挚友。

  吉鸿昌年轻时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参加过许多战斗,屡建战功。曾担任宁夏省政府主席、22路军总指挥。1932年秋,秘密加入了中国。

  1934年5月,在中国的号召下,宋庆龄、冯玉祥、吉鸿昌、宣侠父、任应岐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联合全国抗日反蒋力量,组织抗日武装。

  任应岐、吉鸿昌等秘密议定在天津组训骨干,派员策动旧部,以期在中原发动十万人的反蒋武装暴动。在此期间,全国许多爱国志士派代表到天津进行联系,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注意和仇视。

  1934年11月9日晚,任应岐与吉鸿昌在天津国民饭店接待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商议反蒋合作事宜时,突遭军统特务的暗杀,刘少南被当场打死,任应岐、吉鸿昌受伤。随后,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巡捕包围了饭店,以杀人嫌疑罪将吉鸿昌、任应岐逮捕并送往法国医院,后来二人被引渡到天津蔡家花园51军军法处拘留所。

  11月22日,任应岐、吉鸿昌被转押到北平陆军监狱。11月24日晨,监狱接中央军令:“以吉、任累次逞兵作乱,危害民国,通缉有案。更在津勾结,应即按照《紧急治罪法》将吉、任二犯执行枪决。”

  在就义的前几个小时,他们用笔墨和信纸,给夫人及亲属留下最后遗嘱,吉鸿昌在其中写了一首气壮山河的五言绝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任应岐神情自若,留下遗书,在最后写道:“大丈夫有志不能伸,有国不能报,痛哉!”表现出抗日救国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

  临刑前,任应岐、吉鸿昌二人拒不戴刑具,坚持以坐姿,怒目迎视敌人的罪恶枪口,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吉鸿昌时年39岁,任应岐时年42岁。

  1939年4月,日军北京陆军特务机关照会北京市公署提出借用炮局胡同日军井上部队墙外东侧的空地,作为“囚犯教育及其他行刑教育”之用。但是,经过调查,这片空地属于私产,业主已经派人在该地南端居住看守。

  北京市公署与该业主商洽使用这块空地的租费,谁知该地业主代表害怕得罪日军,便声称拟每月收租10元,几乎成为象征性收租。

  但日军仍不肯罢休,坚持要收购此地。5月底,北京市公署派员前往炮局10号(老门牌)及房后的17号(老门牌)以东,勘查井上部队圈用的空地面积是四亩六分五厘六毫,按评价规则每亩地价400元,评估收用价款为1862.4元,最后以此价格进行了收购。

  扩大后的日军驻地,后来成为华北最高军法机关多田部队军法部的监狱,又被称为“日本陆军监狱”。监狱四周围墙修筑了7座炮楼,并在高大的围墙之上拉起了高压电网,最多的时候曾关押过3000多人,牢房人满为患,就像是西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不知道有多少抗日志士惨死在这座魔窟之中。日伪统治后期,这里又增加了“劳工中转站”的职能。被抓到的劳工或抗战者,先在这座监狱集中,人数凑齐后再押往天津塘沽,海运至日本,充当苦力。

  抗战胜利后,此地又恢复了“北平陆军监狱”的称谓。1945年10月10日,女汉奸川岛芳子,在东四九条寓所被捕后,不久转到北平陆军监狱,后来又转到宣武门外第一监狱,最终走向不归路。

  统治时期,又有许多革命者被反动派逮捕,先关押在这里,然后再押到西城草岚子监狱。1946年,特务组织在此建立了“国防部爱国青年训导第四总队”,简称“青训总队”,成为关押被俘军人及爱国青年的集中营。

  然而,在这里中共地下党的斗争也在悄然进行。华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曾给刘仁同志写信,详细说明了北平地下党以及特务在北平炮局集中营活动的情况。内容涉及了许多细节,甚至特务所使用的暗语也尽在北平地下党的掌握之中。1949年2月,炮局集中营被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

  解放后,炮局胡同里的监狱被南北一分为二。监狱的南半部,由北京市公安局接管,曾为北京市劳改局,后又成为北京市公安局的拘留所,一些未判决的重犯在此拘押。

  “文革”中,这里曾“接待过”京城里的各路顽主、炮儿爷。“文革”后,这里除了作为看守所,还是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的驻地。在公交车上行窃的扒手、一些涉黑团伙的头目被关押在这里接受预审,其中不乏江洋大盗和黑社会老大。

  2008年,北京市第三看守所迁至大兴区新址,终结了它关押犯罪嫌疑人的特殊功能。

  现在的炮局胡同21号门前悬挂着“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和“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两块牌子。目前在这里依然可见高高的围墙和高架的电网,以及大院四个角落残存的四座炮楼。据了解,有关部门鉴于炮局监狱的历史价值,决定仍将保持其原貌。

  光阴荏苒,岁月变迁,炮局胡同也在发生着变化,而在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永远不会被人淡忘。